“一平米”的温暖——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作巡礼******
“小切口”做出工会“大天地”·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作巡礼
“一平米”的温暖
“这里就和家一样。遇到什么事，或者累了想歇会儿，我们随时都能过来。”饿了么骑手王现坡说。王现坡口中的“家”就是北京CBD骑士驿站。这也是首个多家单位合建的“一平米温暖爱心驿站”。
“一平米温暖爱心驿站”是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联合饿了么本地即时电商平台及其入驻商家共同打造的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便捷的暖心服务。
满足户外劳动者的现实需求
1月5日下午2点，暖风开足的北京CBD骑士驿站里，几名外卖小哥围坐在餐桌旁，趁着送餐间隙边吃午饭边聊单子。不远处的投屏播放着安全教育短片，骑手们看得津津有味。
北京朝阳区国贸一带，写字楼林立。“我们在选址时充分考虑到外卖配送员等户外劳动者群体的现实需求，尽力方便大家使用。”饿了么公共事务部北部大区负责人说。最终，北京CBD骑士驿站选择建在东三环上班族聚集的繁华商务中心区附近，大门临街，标识醒目。
驿站里，休息区、就餐区、交流学习区等功能区完全开放，微波炉、饮水机、休息躺椅、应急药箱等一应俱全，户外劳动者可以随时进来休息、热饭、补给等。依托驿站这一载体，饿了么还着力开展党建引领工作，开辟骑士关怀、职业成长等区域，不定期组织外卖配送员等进行学习交流，开展活动。自2022年3月底启用，驿站已累计接待户外劳动者5000多人次。
“从宣讲、慰问，到物资调度、人事安排，驿站里的大小事我和同事都很上心，目的是让大家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参与驿站日常管理工作的饿了么骑手王琳说。
建起来、用起来、活起来
“户外工作者们辛苦啦！快进来休息一下吧”“这里的爱心补给可免费享用哦”……每一个“一平米温暖爱心驿站”门口，欢迎标语都格外醒目。
这些驿站名称中的“一平米”意指商家可因地制宜布置服务站点，提供不小于一平方米的服务场地供户外劳动者休息、补给。站点在建设完善中还通过悬挂标识、地图上线、APP推送等方式提高站点知晓率和使用率。
按照“工会出政策、出规范，平台出技术、出管理，商家出场地、出服务”模式，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制定项目工作方案及项目资金使用办法，明确站点建设的“六有”标准，即有统一的标识名称、有合理的站点布局、有健全的服务设施、有完善的服务功能、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有地图可查。同时，对商家申报、审批立项、经费划拨、监督检查等环节作出明确规定，并指导平台细化实施方案，确保站点服务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站点不仅要建起来，还要用起来、活起来，饿了么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站点管理，设立爱心驿站建设专项预算，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开发“一平米温暖爱心驿站”管理系统，并与原有商家管理系统相耦合，及时了解商家经营、站点运行和服务等情况，强化对站点数量、服务人次、物资消耗等方面的数据分析统计。
汇聚社会涓涓爱心
在抓好驿站建设与管理的同时，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积极争取各方支持，推动平台引导更多热心公益、有社会责任感的商家参与站点建设。目前，已有4万余户商家报名参与。
商家在自愿申报中需提供服务场地、服务功能、场景照片等基础信息，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及饿了么根据商家所在商圈位置、辐射范围和户外劳动者覆盖人数、服务场地综合情况等标准，遴选确定参加项目的商家。同时指导饿了么工会对接站点所在地工会，推动站点纳入地方工会服务站点建设和管理体系，实现资源社会化，并加强与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沟通，探索站点建设的公益模式。
如今，随着上千家“一平米温暖爱心驿站”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建起，“一平米”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一些商家专门为户外劳动者推出经济实惠、营养卫生的专属套餐；工会、街道和包括爱心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将防暑降温、保暖抗寒和防疫物资等通过站点这一载体，源源不断送达户外劳动者手中。将来，消费者在平台点餐取得的积分或也将可以兑换为驿站公益物资。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负责人表示，将与平台企业加强协作配合，努力把“一平米温暖爱心驿站”项目打造成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服务阵地、汇聚社会涓涓爱心的大平台。
郝赫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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