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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外籍女婿”张振汉的新年愿望:将“移动的家”驶向全球******

  中新网济宁2月2日电 题:“外籍女婿”张振汉的新年愿望:将“移动的家”驶向全球

  作者 吕妍

  “在马来西亚我们也会过华人新年,习俗与中国南方比较相似。”马来西亚华人张振汉(Chong Chern Han)已连续8年留在山东济宁过年,除了包饺子、发红包等,身为“外籍女婿”的张振汉也将马来西亚华人庆祝新年特有的菜式“捞鱼生”带到了济宁的餐桌上,用以祈求来年好运发财。

  2008年,张振汉被其所在的美国公司外派到深圳出任产品技术和质量监理,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便决定留在这里创业。2014年,他来到妻子的老家济宁定居,并与山东东岳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养训一起成立了山东奥斯登房车有限公司,就此架起了中国与国际房车合作的桥梁。

  “房车也被称为‘移动的家’,能帮许多人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现在我成为了一名‘筑梦者’。”张振汉表示,中国作为全球私家车最多的国家,房车的保有量约20万辆,而美国则在1400万辆以上。近几年,露营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房车拥有量也呈现增长态势,作为新兴的消费市场在中国有着非常大的潜力。“宏观来看,中国房车市场预计3年到5年会迎来一个快速增长期,我期待中国的房车产业能冲进全球前几位。”

图为山东奥斯登房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房车。 受访者供图图为山东奥斯登房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房车。 受访者供图

  “中国具备很多生产房车的优势,例如钢材、木材等资源丰富,中国的技术人员学习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的团队已经完全本土化了。”张振汉说,创业之初推出的产品不符合当地人的生活需求,此后,公司每年都会派技术人员到海外去学习、考察。“我们对产品的改良贯穿在每一天,现在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

  近年来,张振汉带领团队先后研发30多款房车产品,拥有发明专利8项,外观、实用新型等专利69项,年产房车500多辆,在中国房车领域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在智能一体化越野房车和智能野营房车的产品研发上填补中国国内空白。

  “山东对外商和外资企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我也会推荐朋友来这里投资兴业。”张振汉说,从最初办个证件跑几个部门到现在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政府提供“店小二”式的服务,业务办理实现数字化,每年都能收到新政策,城市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张振汉表示,公司目前正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将探索制造“远征式房车”,以更高端的技术打通全球房车市场。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国际市场,探路中国市场,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提高效率增加产能,让房车越开越远,开向全球。“新的一年,我希望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和平、和谐,我也将继续做好房车事业,和中国企业家携手合作共赢,让中国房车驶向世界。”(完)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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