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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中国乒乓撤出春节档 票房能否绝地反击******

  1月25日晚,仅仅上映两日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下简称《中国乒乓》)宣布撤档,从初五(1月26日)开始调整为小规模放映,延期至2月17日正式上映。截至25日晚间,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超过4200万元。对于撤档原因,出品方在公告中表示:“因宣传发行团队在决策、筹备、推进工作中存在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致使影片在春节档陷入特别被动的局面。”

  《中国乒乓》的改档,能够给该片带来一线生机吗?1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电影集团高管、资深影视人以及从事电影发行工作的业内人士。他们均表示,在春节档《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势头强劲的情况下,该片如果不撤档,票房大概率难以抢占市场份额。新档期能否带来转机,也要看档期是否有可遇不可求的“窗口期”。但2月的电影档期已相当密集,《中国乒乓》新档期仍面对不少压力。

  挺进春节档

  经历改档后再撤档

  电影《中国乒乓》由邓超、俞白眉导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蔡宜达、丁冠森、孙浠伦、阿如那等领衔主演。影片取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乒男队低谷时期的故事。面对内外质疑,主教练和教练组坚持大刀阔斧改革,不被看好的“男乒新五虎”发挥各自优势,终于在1995年世乒赛上演精彩的绝地反击,重新夺得男团冠军奖杯斯韦思林杯。

  事实上,《中国乒乓》的公映之路就有波折。该片原定于农年兔年大年初一上映,却因故临时改档,后改为大年初三上映。也就是说,在春节档最宝贵的前两日,《中国乒乓》只能“围观”《满江红》《流浪地球2》《无名》等影片的上映,将票房拱手让出。在此前几日,该片导演邓超、俞白眉带着主创团队举办了多场观影会,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在豆瓣评分中获得了7.0分。

  错峰上映,待春节档其余影片口碑确定后,《中国乒乓》如凭借好口碑发酵去吸引票房,也确实是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然而,影片上映第二天的1月25日,影片官方微博发文致歉:“因我们宣传发行团队在决策、筹备、推进工作中存在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致使影片在春节档陷入特别被动的局面。”同时,片方宣布影片将改为2月17日“绝地反击”,并称赤诚不变,热血不减,“你我会相遇”。截至25日晚间,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超过4200万元。

  为何要撤档?

  对手太强只能撤退

  改档后再撤档,能给《中国乒乓》带来一线生机吗?资深影视人郑叶曾担任电影《英雄》《龙门飞甲》等项目的宣发工作。他告诉记者,多数情况下一部电影更换档期,主要是考虑当下的电影环境下影片能不能挣到钱,“如果这个时候觉得不能挣钱,或者挣钱少了,那肯定就要撤档了。”在郑叶看来,今年春节档的态势,不利于《中国乒乓》挤占市场份额,“今年春节档主打的是两部片子:《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无名》也紧跟其后,而春节档一般来说主打的影片能达到两部到三部,也就是普通观众在春节档期愿意2-3次进入电影院。《中国乒乓》会有一个潜在的认知,片方认为该片应该能够挤进主打前三,而按照传统概念来讲,该片应该有一定的票房份额。”

  不过郑叶也表示,到目前为止,《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的票房口碑非常强,未能给其他一些非头部影片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乒乓》的撤档就不难理解。郑叶分享自己过去发行的经验说:“发行片子时,有一种方式,就是如果片子过硬,那么一定是把档期放在大年初一。而如果觉得影片质量不够硬,放在大年初一会容易被其他影片压制,影响排片和票房,这时档期就得撤。”在他看来,《中国乒乓》之所以在大年初三上映,主要想集中火力在后半程发力吸引更多人来看。“逻辑上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两部头部影片至少有一部片子口碑没起来。但现在《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两部影片都很硬气,实力口碑不断往上飙升,这个时候你只能是退了。”

  撤档迎转机?

  有合适的窗口期是关键

  成都电影集团副总经理柏翮表示,像《中国乒乓》这样上映了之后再撤档的电影是罕见的,“我印象中上一次应该是2018年的电影《阿修罗》。而在春节档,应该是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宣布撤档?柏翮说,撤档也是影片的无奈之举。从影院的角度来看,不管该片撤不撤档,它的票房都已没法挽救了,“因为1月24日晚猫眼预估该片第二天的数据好像是票房要达到几千万元,但实际上才卖了几百万元。从影院的角度来说,不管它撤不撤档,都不会再排片了。”

  1月20日(大年二十九),《中国乒乓》在30个城市举办超4000场大规模超前点映,首度与全国观众正式见面。在柏翮看来,大年二十九这一天,很多人基本上都放假了,这种情况下推出点映场并不明智,“大年二十九、大年三十基本是没有什么票房的,尤其是我们6家影院给了《中国乒乓》点映,4家影院一张票都没有卖出去。”柏翮说,这样的点映成绩,也让影片的神秘感消失,直接影响到大年初三该片正式上映的影院排片。

  目前该片已经撤档,并预告将于2月17日“绝地反击”。但2月的电影档期也非常密集,不仅有《黑豹2》《不能流泪的悲伤》《毒舌律师》,还有同样定档2月17日的《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风再起时》。《中国乒乓》撤档能否带来一线生机?柏翮认为,除非该片能够找到一个窗口期,“因为它上不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片子的表现了,除非是它换一个时间,没有任何片子,没有任何竞争对手,选了一个非常好的档期——没有其他片子排,只能排它。就跟前几年的《前任攻略3》一样,当时片方预期也没那么高,选了一个淡季,但是那个时段没片子排,结果足足放了两个月,然后卖到了近20亿元。”但柏翮也表示,今年这样的窗口期很难找到,“因为电影行业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了,很多没有上档的片子都会陆陆续续择期定档。”

  一位电影发行工作人员称,自己对于《中国乒乓》的新档期也感到担忧,“2月17日当天有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梁朝伟和郭富城主演的罪案题材电影《风再起时》……我在跟同事讨论《中国乒乓》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档期,到时候面临的压力也不小。”

  1月27日凌晨,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档总票房已达60.40亿元,超过2022年春节档总票房60.39亿元的成绩,成为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位。《满江红》《流浪地球2》《熊出没·伴我“熊芯”》目前分列春节档票房榜前三,《满江红》更是成为今年春节档首部票房过20亿元的电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3年1月28日 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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