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做在前头 化解矛盾源头******

　　在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市政府大院社区党群中心会议室，屏幕上经常挂着一张巨大的网格图，上面有许多独特的符号。这些符号都密密麻麻标注在每一个住户的房号后面，代表着不同住户的不同特点。

　　“这些图案，都是我们工作的好助手。精细化的信息管理有助于我们发动各方，更好地了解居民需要、做好社区服务。”政府大院社区党总支书记董殿英说。

　　阳泉市政府大院社区开展一张网格强基础项目，把社区内的党建、综治、民政、信访和城管等各类网格统一整合成“一张网”，组建了6个“全科网格”党支部、46个微网格党小组，探索“信息收集、问题发现、任务分办、协调处置、结果反馈”一个记录的工作运行机制。志愿服务队伍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治理，构建起“全科型”网格服务管理体系，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

　　近两年，阳泉市不断推行“枫桥经验”，针对不同社区特点，优化社区服务，及时解决群众的诉求，把各类潜在矛盾化解在源头，打造了一批“枫桥家园”品牌社区。

　　走进阳泉市政府大院社区党群服务驿站，雨伞、报架、开水壶等物品一应俱全。顾客、商户、交警、环卫可以在这里休息，免费获得饮水、自助充电和雨伞借用等多项便民服务。不远处，还有一间便民屋，面向社区居民，里面摆放着铁丝、扳手、象棋、羽毛球拍等各种用品。

　　“这些能满足不少居民的应急需求。体育用品则是鼓励大家进行文娱活动，多锻炼、多交流！”董殿英笑着说，“干群关系融洽、群众之间关系拉近了，矛盾自然就少了嘛。”

　　阳泉市在做好社区服务的同时，还将矛盾化解的工作重心下移，在基层培养了一批将近千人的信访代理人队伍。

　　“经过培训，由社区干部兼任信访代理人，既是信息员，又是代理员、调解员。”阳泉市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文武全说。

　　此前，阳泉市矿区赛鱼街道虎尾沟社区某小区出现房屋漏水问题，社区干部兼职信访代理员胡晓入户了解情况，多次主动到区住建部门、物业公司等有关单位了解房屋漏水及维修情况，并联系相关责任部门多次召开协调会，理清职责权限并确定维修方案，使事情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圆满解决，成功化解了一起潜在的矛盾冲突。“精细化基层治理，我们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胡晓说。

　　同时，阳泉各个社区积极打造“大碗茶议事”“百姓讲理厅”等协商议事品牌，通过组织听证评议、集体研究等方式消除群众法律疑惑，避免矛盾纠纷扩大上交。根据个案情况，分别组织律师、心理咨询师、道德宣讲师等适时参与调解，及时释法说理，推动诉求解决，稳定居民情绪。

　　“目前，我们运用服务型理念、综合型手段、多元型主体和前瞻型举措，发动居民、党员、群团组织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打造了200多个‘枫桥家园’，矛盾纠纷排查率和化解率均居全省前列，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文武全说。（记者 郑洋洋）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